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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里,96年前点起火种

2019/10/10 4:54:01

渔阳里,96年前点起火种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往事悠悠,说起渔阳里这颗火种的传奇,还得从1920年春寒料峭的2月说起。

 

那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虽然已被北洋政府释放,却仍受到当局布置的军警严密监视,并随时有再遭逮捕的威胁。这不,陈独秀2月4日抵达武汉,应邀到武昌文华大学去演讲,“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贫民社会主义”是他演讲的主题。这次演讲轰动社会各界,湖北官厅大为惊骇,令陈独秀停止演讲,离开武汉。

 

那天晚上,陈独秀在朋友们的护送下,由武汉大智门坐车回北京。他哪里知道,在北京正有一张捕捉他的大网在编织之中。原来,陈独秀离开北京去武汉后就被监视他的警探发现了,陈独秀不见了,陈独秀怎么能说走就走呢?而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消息经过华中的一些报纸渲染后,更是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愤怒,要求警察署限期交人。于是,警察署就到火车站和陈宅附近侦查陈独秀的行踪,打算等他回来后立即逮捕归案。

 

大大咧咧的陈独秀回到家没休息一会儿就开始给胡适等朋友写请柬,约请他们来家中晤谈。就在这时,一名警察径直走进他家,当他发现陈独秀在家时顿时吃了一惊,忙问道:“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招呼一声就离开北京了?”

 

陈独秀赶紧解释道:“家里有点急事,去的时间不长就没跟你打招呼了。”

 

警察为了让陈独秀放松警惕,便点燃了一支烟说:“陈先生,你现在是名人了,我们得保护好你呀,先生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啊?”

 

拿到了陈独秀的名片后,警察寒暄了几句就急匆匆地走了。此时的陈独秀方才警觉起来,他想自己前脚进门,警察后脚就报到,真是巧合吗?他越想越觉得蹊跷,赶紧招呼高君曼准备了随身的几件衣物,匆匆忙忙地准备去胡适家躲避几天。可在半道上,陈独秀犹豫了,胡适是社会名人,他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关注,他家并非理想藏身之处,还是去北京大学的同事李大钊的家比较安全。

 

陈独秀这么想着便返身去了李大钊家,当他把遇到的情况跟李大钊说后,李大钊焦急地对他说:“仲甫,北京是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去上海吧。上海也是你创办《新青年》的所在地啊。”

 

“我也这么想,现在我被警察盯上了,不走也得走,只是乘火车是万万不行了,我的不辞而别肯定惹怒他们了,警察会去火车和汽车站设卡拦阻我的。”

 

“这样吧,我送你到天津去,你张口安徽口音,一路上不便应付,开口的事由我来应付,到天津后你再乘轮船去上海。”

 

陈独秀点了点头,“事已至此,只能麻烦你了。”

 

2月的北京风大雪浓,大地白茫茫一片。夜里,北京朝阳门驶出了一辆带篷的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缓缓前行。谁也不知道,就在这辆不起眼的骡车里,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党的实际行动,在旅途中,他们商谈了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李大钊激动地对陈独秀说:“我在北京,你在上海,我们分别做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句话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

 

老渔阳里2号之革命先驱李达

 

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的外国轮船到达上海,在朋友们的张罗下,陈独秀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这栋宅邸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而陈独秀住进老渔阳里2号也颇有因缘,他曾一度担任柏文蔚的秘书长,实为旧交相知。

 

此时,二楼的厢房为陈独秀、高君曼夫妇的卧室,统楼为书房,一楼的厢房和客厅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也是会客开会的地方。那些将民族危亡看作己任的热血青年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人是《新青年》的编辑,更是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而李达夫妇后来直接住进了楼上亭子间。

 

李达,1909年中学毕业的他,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考入了北平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从湖南零陵县一个偏僻的乡村走出来,有机会接触到最新的知识和思想,这让李达倍感兴奋。然而,北洋军阀取代了清廷的统治,他极为失望,于是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17年,他二度赴日留学,尽管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却避免不了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的命运:饱尝欺凌侮辱,痛感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原先执着的“实业救国”梦想再度破灭,李达就像在黑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眼前一片黑暗和茫然。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李达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这时的他开始了搜集并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刊,从中汲取新思想。从那以后,李达便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事业。

 

旧上海街头

 

为了弥补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加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达留学日本期间着手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这三本著作。他翻译的后两本著作自19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到了1932年已经分别重版11次和14次之多。而《马克思经济学说》曾被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为重要学习文献之一。

 

这三本译著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0年8月,李达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回到上海。踏上上海这片繁华之地,李达无暇顾及它繁华的风貌,直奔老渔阳里2号寻找火种,因为这是他回国的一个主题:加入陈独秀等人刚刚建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他还住进了老渔阳里,帮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积极地撰写、翻译了许多重要的文章。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在思想理论上做好准备,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一本《共产党》月刊,李达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担任了这本刊物的主编,第一期编完后,《共产党》便迁到了南成都路辅德里225号一个不到六平方米的亭子间里。为了编辑并丰富刊物的内容,李达不仅亲自撰写文章和消息,有时甚至承担从著译、编辑、校对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每当经费发生困难时,他和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便拿自己的稿酬垫付。他就这样咬着牙坚持编辑出版《共产党》,直到第六期亮相后才不得已停刊。

 

《共产党》率先在中华大地上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共产党》创刊号的《短言》明确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一是政治使命。”号召中国无产阶级“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

 

《共产党》最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毛泽东曾赞扬这本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并将刊物中的一些重要文章介绍到长沙《大公报》发表。

 

1920年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达继李汉俊之后又呕心沥血主持起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老渔阳里2号之革命先驱李汉俊

 

和李达同年,又有着同样留日背景的李汉俊1918年底从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他是应戴季陶的邀请加盟《星期评论》编辑工作的。李汉俊的革命热情似火焰,在1919年到1921年之间,他以李漱石、李人杰、人杰、汉俊、海镜等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和《共产党》等报刊上发表了90多篇译文和文章。李汉俊写作的高产和理论水平的精辟使其成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重要传播者之一。
在李汉俊和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星期评论》作为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和《每周评论》同被称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

 

李汉俊学识渊博,通晓日文、德文、英文、法文四国语言。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出类拔萃的。陈望道翻译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时,就由陈独秀和他两人校对,而当李达翻译《唯物史观》遇到困难,又是李汉俊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老渔阳里2号之革命先驱陈望道

 

提起老渔阳里2号的马克思主义火种,就不能不说《共产党宣言》。这本被推崇为共产党人“圣经”的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同盟撰写的纲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宣言。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的结晶。而翻译这本伟大著作的便是当年只有29岁的浙江义乌人陈望道。

 

最初,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后,感慨万千。他们为马克思、恩格斯两位思想家、政治家的精辟理论折服,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然而,翻译这本书绝非易事,翻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

 

当年,在日本读书的戴季陶就有意把它翻译成中文,这个念头始终挥之不去,在他回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后,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于是,他便开始物色译者。这时,他的朋友《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向他推荐了杭州的陈望道。

 

三益里星期评论社旧址

《星期评论》

 

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戴季陶与陈望道见面商谈翻译《共产党宣言》之事,这是一次一见如故、一拍即合的会面。为了不受干扰地在最短的时间里翻译出《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也是拼了,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义乌分水塘村,就在自家一间破败的柴房里,几乎是足不出户、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就这样,陈望道硬是凭借戴季陶和陈独秀提供的日文本与英文本,在缺乏参考资料的情况下,靠着《日汉词典》和《英汉辞典》逐字逐句地翻译,费了比平时译书多五倍的工夫终于将全文译了出来。

 

哪料,陈望道的任务完成了,《星期评论》却停刊了,曾经应诺的连载便成了一句空话。怎么办?又是陈独秀出面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人商议并筹措资金,终于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起了一个小型的秘密印刷所———又新印刷厂,含“日日新又日新”之意。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在这里问世了。初版印了1000本,仅过6年便印刷至第17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它却产生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伟大动力,有着里程碑式的功勋,这一切缘于第一个将此书译成中文的陈望道。

 

老渔阳里所在的南昌路上今日依然保留了很多老建筑

 

正式举起“共产党”的大旗

 

1920年,充满生命力和希望的春天来了。这一年也是老渔阳里2号最为生机勃勃的一年。

 

4月的一天,老渔阳里2号响起了敲门声,陈独秀见来客是位陌生的洋人,正在疑惑中,他拿出了李大钊给陈独秀的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外国人叫维经斯基,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在与李大钊多次的恳谈后,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他表示要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听了这话很激动,想到了“南陈北李”的约定,于是介绍维经斯基专程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老渔阳里2号会客室里的灯光时常会亮到夜深,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商谈越来越进入实质性内容,他们一致认定,建党大业应该在上海展开。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以及陈独秀的领导和策划下,1920年春,陈独秀和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在老渔阳里2号召开了5人会议,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且起草了党纲。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时间一晃就到了酷热的8月,老渔阳里2号的灯光时常通宵达旦地亮着,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中,陈独秀任党的书记。

 

此后,陆续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有沈玄庐、杨明斋、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老渔阳里2号鸿雁来往不息,进步志士纷至沓来,犹如大本营似的推动着华夏各处共产党发起组的积极建立。

 

建党的步伐迈出了,而且迈得快速而扎实。

 

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

 

夏去秋来,陈独秀出任党的书记后,以他的名义函约全国各地以至海外留学生中的信仰共产主义者,请他们在当地组成党的早期组织。

 

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南由毛泽东组织,在武汉由董必武、刘伯垂等组织,在山东通过王尽美、邓恩铭组织。陈独秀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无形中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可是,组织的名称叫什么呢?大家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当时,欧洲很多国家的工人政党有叫“社会党”的,也有叫“共产党”的,陈独秀为此致函北京的李大钊,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大钊等人经过商量后明确回答:“就叫共产党,这也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意思。”

 

陈独秀接到回信后非常赞同,他说:“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

 

登高一呼群山应!1920年马克思主义火种在渔阳里2号点燃时,邵力子38岁,沈雁冰24岁,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都是30岁。陈独秀在这些年轻人中年岁最长,也不过41岁。他以知识渊博、经历丰富、信仰明确而众望所归,是大家尊敬的老大哥。

 

 

今天,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然而,门口挂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铭牌依旧让人充满敬意和豪情。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石都见证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意气风发、激情满怀的人格魅力,这里的每一道缝隙都吸收过他们划时代的高谈阔论、豪言壮语。

 

老渔阳里2号,一座承载着革命传奇的石库门,前世辉煌已写成了历史,但往事悠悠,我们的眼前依旧能看到无数风云人物活跃其中,那一把越燃越旺的革命火种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本文部分图片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文中连环画作者:罗希贤,选自文汇出版社《画说中共“一大”》  组稿:许云倩  编辑:伍斌  
(本专栏内容将在上海新闻广播调频93.4、中波990 ,18:50的《今夜故事》中播出。)